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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口號”發布前后的上海工商界

    作者:   信息來源:《聯合時報》   發布時間: 2018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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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請愿團成員赴南京請愿前合影,前排左起:蕢延芳、胡子嬰、張絅伯、雷潔群、馬敘倫,后排左起;盛丕華、閻寶航、包達三

      

      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紅棉酒家廣告

      

      抗戰前的上海中華琺瑯廠門市部

      在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的23條中直接或者間接提到關于工商界的口號有6條,它們分別是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占四分之一強。

      “五一口號”涉及工商界的六條內容

      第四條原文是:“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文中“自由資產階級”的提法是那個特定年代對于工商界的稱呼。中共中央是把他們作為統一戰線的一部分,號召他們一起“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

      第五條,人們比較熟悉,就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條看似沒有直接提到工商界,但是實際上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中都有工商界團體和工商界人士的身影,比如民主建國會有工商界團體和人士,人民團體中本身就包含工商界團體,比如全國工業協會、全國商會聯合會、國貨聯合會等,社會賢達中更有工商界人士的存在,有些工商界元老成為社會賢達。

      第八條直接涉及工商界的內容是“解放區的職工和經濟工作者,堅定不移地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運政策和工業政策!”工商界人士屬于經濟工作者這個范疇,中共中央號召工商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政策不僅僅在當時已經運用,而且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沿用,沒有變化。

      第十二條直接涉及私營工商界,內容是“解放區私營企業中的職工與資本家建立勞資兩利的合理關系,為共同發展國民經濟而努力!”私營企業中的資本家屬于工商界的范疇。中共中央沒有忘記他們,把他們作為統一戰線的一部分。

      第十六條內容是“蔣管區的職工,用行動來援助解放軍,不要替蔣介石匪徒制造和運輸軍用品,在解放軍占領城市的時候,自動維持城市秩序,保護公私企業,不許蔣介石匪徒破壞!”這條下半部分“保護公私企業,不許蔣介石匪徒破壞!”是對工商企業的號召,不管是公營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中共中央發出自動維護城市秩序、保護企業的號召。

      第十七條是區分官僚資本家與民族工商業者之后,對于職工的號召,內容是:“蔣管區的職工,聯合被壓迫的民族工商業者,打倒官僚資本家的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聯合民族工商業者,打倒帝國主義侵略,打倒官僚資本家。

      “五一口號”發布前的上海工商界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上海工商界懷著“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精神,一部分行業和企業工商業人士歷經千辛萬苦遷往內地,赴武漢、湖南、重慶……在后方組織生產,保障抗戰時期人民生活和國防裝備的需求。在上海,戰火波及了城市,正常的生產和營業受到影響,相當部分的工廠從南市和閘北等地遷址租界,以求庇護。孤島時期的上海經濟從戰火的破壞中復蘇、發展,出現畸形繁榮。抗日戰爭勝利以后,遷川企業復員,先后返滬。其中比較早的有中國鉛筆廠的吳羹梅、亞普洱燈泡廠的胡西園、新民機器廠的胡厥文、天廚味精廠的吳蘊初……也有中共地下經濟組織,如廣大華行的楊延修……他們回滬恢復自己的工廠,如工廠已經毀壞或不能恢復,以接收敵產作為補償。

      然而,抗日戰爭勝利后的第7天,也就是1945年8月21日,在重慶的上海工商界人士聚在一起談及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家的前途,黃炎培、楊衛玉在六廠聯合辦事處找胡厥文商量,認為在(戰后)建設中,重工業是首要問題。民族工商界不能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地位。這個最初的想法后來成為現實,它就是8個民主黨派之一的民主建國會。正值此時,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8月28日,黃炎培到機場歡迎。9月17日,毛澤東在重慶曾家巖張治中將軍的住宅“桂園”舉行茶會,招待的工業界人士中有5位是上海工商界人士。

      話說兩頭。抗戰勝利后,上海市商會奉令接收汪偽上海市商會,恢復抗戰前上海市商會的組織體系,對各同業公會進行審查,對日偽時期的各同業公會進行整理、合并和改組。1946年1月12日,上海成立第六區機器棉紡織工業同業公會,該公會管轄蘇浙皖京津滬三省兩市的棉紡廠,理事長是永安紗廠的郭順。3月9日,上海市卷煙工業同業公會換屆產生理監事。3月10日,上海市被單工業同業公會成立,會員146家,李道發任理事長。3月,還有上海市化妝品工業同業公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會員138戶。4月2日,上海電工電器工業同業公會,亞普洱燈泡廠胡西園任理事長,會員161家。4月8日,上海市內衣織造業同業公會成立,理事長是倪庚年。4月,還有上海市制藥工業同業公會整理成立,會員65家,新亞藥廠顧滌新擔任常務理事長。8月,上海市拉絲制釘工業同業公會成立,會員37戶。10月,上海市醫療器械工業同業公會重新成立,曹時玉連任理事長。1946年還有:上海市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改組,顏耀秋當理事長,會員648家;上海市針織工業同業公會成立,理事長余稚敬,會員廠593家。1947年11月7日,上海鋁器工業同業公會成立,郭耕余任常務理事。這樣眾多的同業公會改組、合并和成立,上海工商界誤認為又迎來一個發展的機遇。

      但是,蔣介石擴大對解放區的進攻,導致內戰升級。人民還沒能休養生息,又卷入更深的戰爭旋渦。此時,上海各界人民團體紛紛抗議,決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國、共和馬歇爾三方面呼吁和平。上海工商界參加和平請愿的有盛丕華、張絅伯、胡厥文、蕢延芳、包達三等人,胡子嬰、羅叔章兩位工商界女士擔任代表團的秘書。1946年6月23日,請愿團離開上海北站時,數萬名群眾為此送行,人民的愿望是“要和平,不要內戰”“要民主,不要獨裁”。臨行時,工商界代表蕢延芳發言,蕢延芳曾經是上海輪船碼頭、銀行地產、交通運輸業界的前輩,此時已經63歲。他坦誠地說:“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除了做慈善事業外,我從來沒有在群眾面前講過一句話。現在我們實在忍受不住。我要把心頭話告訴當局,請他們不要打內戰。中國一定要和平,再打下去,工商業都打垮了。中國必然打亡了。”可是列車開動后,車經蘇州、常州,一小撮特務故意上來糾纏,途經鎮江時又上來自稱“蘇北難民代表”圍住請愿代表,到達南京下關車站,代表們被偽裝成蘇北難民的暴徒特務包圍,繼而被毆打,頓時血流滿面,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

      過了一年,1947年的5月,上海工商界人士參與了“十老上書”的事件。事情是這樣的:上海交通大學學生開展“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斗爭。警備司令部肆意逮捕大批無辜學生。翰林出身,曾經的國會議員、商務印書館董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陳叔通聞訊后,出面聯絡葉揆初、張元濟、張國淦、唐文治、李拔可、錢自嚴、陳漢弟、項藻馨、胡煥等社會知名老人,并親自起草,上書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和警察局長宣鐵吾,指責其違法行為,要求釋放學生。《大公報》也報道了《十老上書》。當局對10位老先生甚為惱火,欲捕,但懾于他們在社會上的名望,不敢妄動,采取茶會形式,請10位老人去“談話”。但他們一個也沒有去,當局迫于輿論,無奈悉數釋放了學生。陳叔通此時已經71歲,他是工商界耆宿與社會賢達合而為一的人物。

      進入1948年,上海的進步工商界人士,他們仍然每周以聚餐的方式聚會,會上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介紹中共政策、分析形勢、商談會晤。那時,他們活動地點是不固定的,金學成,徐永祚和吳羹梅的家都曾經做過會場,也曾多次在孫曉村、王艮仲家里舉行這類會議,但更多的是在盛丕華所經營的紅棉酒家。工商界人士頻繁的活動,也引起了特務注意。1948年2月,黃炎培、胡厥文等人因特務監視,被迫攜眷從上海去杭州,他們聚在一起交換看法、商議事宜。黃炎培留下《超山觀梅》“晴空欲眩一片雪,獨干老了猶花開”的詩句,暗示著被監視的那片“眩”的迷亂,披露這一事實。

      “五一口號”發布后的上海工商界

      在《黃炎培日記》中,1948年5月2日記載了這樣一句話“甚注意中共五一廣播第五節”。此時的黃炎培在上海,他與上海工商界人士經常聚會、聚餐,他得知這一信息,毫無疑問,他會傳達給周圍的人們。黃炎培每天要會見許多人,其中不乏工商界人士。

      5月23日晚,民建常務理監事會議討論了對于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的問題,工商界人士胡厥文、張絅伯、俞寰澄、陳巳生、盛康年等參加。在《黃炎培日記》這樣記載“商定對某問題的態度及意見”。實際上這次會議是秘密召開的,商量的主要內容是對于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的問題。會議指定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擁護“五一”號召的立場。

      然而,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頒布的當天,國民黨政府公布了《營業稅法》的修正案,這正是數量眾多的上海工商業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許多制造業同業公會要求上海市工業會出面同財政當局交涉。但是,上海市工業會的交涉最終未能成功。可以想象在國民黨控制的上海,也就是“五一口號”所指的“蔣管區”,工商業和工商界人士是怎樣的一種生存環境。

      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布,施行幣制改革后,金銀由當局統一收購,一時市面上金銀絕跡。制造金筆需用金,制造熱水瓶內膽需用銀,10月生產廠庫存金銀即告罄,上海市工業會電呈當局工商部和中央銀行,要求給予解決,但中央銀行沒能解決。還有警察局及經濟檢查大隊對上海工業各廠進行檢查,封存的布坯、油糖及大量的工業原料共8,000多件。可以看出當時上海工商界舉步維艱、困難重重的狀況。

      1949年元旦以后,黃炎培所居住的榮康別墅被監視,陳叔通住處的門牌被警備司令部抄走。黃炎培、陳叔通、盛丕華、俞寰澄、包達三、張絅伯、盛康年、吳羹梅等人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離開上海到達香港。而此時安達紗廠劉靖基等上海棉紡業的同行在香港考察,接觸到黃炎培等人,了解到中共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申新紗廠榮德生沒有去香港臺灣,他的四子榮毅仁反而把留在香港的妻子、女兒接回上海,毅然留在祖國,迎接上海解放。上海市鋁器工業同業公會常務董事郭耕余女兒郭秀珍在英國準備攻得病理細菌學,奉父之命回滬,接任父親的華昌鋼精廠。這些人物都是受到“五一口號”宣傳的影響。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6月2日,陳毅市長在中國銀行四樓與工商產業界人士見面。6月15日,新政協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6月25日,陳叔通等人回到上海,7月組織工商界慰勞人民解放軍。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46個單位中的662人有全國工商界正式代表、候補代表17人,上海工商界有陳叔通、盛丕華、簡玉階、包達三、俞寰澄、張絅伯、吳羹梅、榮德生、酆云鶴、馮少山10人。其他界別代表中,也有上海工商界人士,如民建黃炎培、胡厥文、陳巳生、盛康年、胡子嬰等人,上海人民團體中有蕢延芳等人。10月1日,他們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

    責任編輯: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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